梁文道：死亡的文明與孤獨

死亡的文明與孤獨　1/2/2009　梁文道
【蘋果】以前的人不只在家裡幹活，連生老病死等人生大事也全在自家解決。許多年前，外公在河北農村的老家病逝。早在他臨終前大半個月，院子中間就已停了一口棺材，隨時待命；每個來探病 的村民都摸過那具棺材，而且還連聲讚它做得好。到了裡屋，老人家病床前總是坐了一堆人，大家都能感到死亡的氣味越來越濃，可是仍然不忘喝茶嗑瓜子，互道家 常。也許這就是前現代的死亡了，每個人都見過死亡，稀鬆平常，完全不覺得它是需要忌諱的特異事件。在臨終者跟前，也不需要放輕步伐降低音量，反正太陽還會 照常升起。死亡的禁忌當然有，但死亡本身卻是看得見的；每一個小孩都是看著屍體長大的，都不會不明白屍斑的顏色與肉身的僵硬。

因此，法國年鑑學派中專治「心態史」的阿力耶斯（Philippe Aries）才會在《西方的死亡態度》得出如此結論：「古代對待死亡的態度是熟悉的、親密的、溫柔的，生死被當作一體來看待。這與我們的態度形成劇烈對 比，死亡在我們身上激起恐懼，我們甚至不敢直呼其名了」。

愛里亞斯（Norbert Elias）畢生研究的主題是西方社會的「文明化」，就和韋伯用「理性化」去總結現代世界的演變一樣。其鉅著《文明化進程》是一部百科全書，從封建制度、 交通秩序、用餐禮儀一直談到吐痰擤鼻涕，他在這一切課題上看見了文明化的力量。「在文明化過程之中，人類生活一切基本的、動物性的面向都比先前更全面更均 勻也更分化地受到社會規則與個人良心的束縛」。於是，灑尿吐痰，求愛動怒等一切本能都「被羞怯感或拘束感掩蓋」。「這些面向則自社會生活退居幕後，即便不 是如此，至少也跟公開的社會生活脫節了」。十五世紀的貴族會在國宴上用袖子擦抹油膩的嘴巴，十六世紀的男子一難過便會在大庭廣眾痛苦流涕。如今，我們的情緒和動物本能卻被嚴密地封鎖在最恰當最狹小的範圍之內，我們的恥感範圍則不斷擴大，對他人行為和反應的預測也越來越有把握。

這當然是種進步。現代國家壟斷了一切暴力的合法使用權，所以不必再怕出門遠行遇上強人，不必提防市場上的吵嘴變成決鬥。再加上醫學昌明，每個人的預期壽命延長了，生一 窩小孩也不用準備夭折一半，甚至連死亡的痛苦都能減緩。所以躺在醫院壽終正寢是種正常的預期，往日常見的「橫死」反倒成了意外。問題只是人類對待臨終者的 行為也變得「文明」了，「死亡正如其它的動物性面向，在這一文明化趨勢中益發成為社會生活的幕後過程，成為被掩蔽的形像」。

人沒有那麼容易 死了，臨死的肉體折磨也少了許多；可是臨終的孤寂卻越發強烈，因為這個文明化的歷程還沒有發展出應對臨終的適宜方式。不過我們卻把一個將死的人拋離出去， 切斷他最正常的社會生活，隔絕他最熟悉的人際網絡。他就這麼呆在一間了無生氣的病房，與一群陌生人朝夕共對。見得最多的不是親人，而是醫生；說得最多的不是家事，而是病況。那是一個突然而劇烈的轉變，甚至連語言的範圍都不一樣了。探望病人的親友常常不知該說甚麼才好，他們要不是空洞地鼓勵他勇敢，祝福他康復，就是在沉默中尋思逃離的時機。而以前的人，愛里亞斯認為他們都是熟悉死亡的人，因此有一套別具意義的儀式（包括儀式化的語言），也比我們更懂得與臨終者相處。

社會學家愛里亞斯還簡單（甚至粗暴）地否定了四百年來的現代哲學，他批評現代哲學把人想像成一個內在封閉的小世界，老是試圖在獨立 於外在的個人生命中尋找某種意義。「由此產生了一個自我形像的扭曲，彷彿他是完全自主的存在。這也許反映了真正的、強烈的孤寂感」。如果「意義」要用語言說明表述，而語言又必然是社會溝通的產物，那又怎麼可能會有「一個人」的生命意義這種東西呢？偏偏現代的臨終者相信自己「獨一無二的回憶，只有他才了解的 情緒和體驗，還有他本人的知識和夢想」都將隨他而去。別人不懂得對他說話，他也無法恰當表白自己；就連恐懼，有時候他也不敢公然啟齒。然後，某一個夜晚， 在沒有人知曉的情況下，他走了，一個小世界就此終結。這就是臨終者的孤寂。

延伸閱讀梁文道：臨終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