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網站大概要用到香港字符集，要不整篇訪問都是一個個白洞。
第七段「見過這份刊物，覺得『有』」，那兩個白洞，到底是「有得做」、「有得諗」，還是甚麼？
與其書寫，不如行動 施育曉農村扶貧
25/1/2009 公園仔
【明報】施育曉與何榮宗比較相熟，在大學是相差一屆的師兄弟。我與何榮宗雖然是中學同學，但畢業後的十幾年當中很長時間只是每年通兩三次電話，見不夠一次面。何榮宗每次突然打來，差不多都是說他在與施育曉在大陸搞農村扶貧，有計劃卻沒資金。何榮宗以為我在商業世界謀生，會認識多一些達官貴人。「阿峰（公園仔的本名），你替我想想辦法找點贊助吧。」
我大概知道施育曉的沃土發展社是搞什麼的，但過去替他們找到的捐助實在極有限，所以何榮宗提出訪問施育曉這個自掏腰包搞扶貪的傻瓜時，我也沒想過要避嫌，我本來就想找Alan（施的洋名）問過究竟。
施育曉說話有一點點鄉音，他是十歲才隨家人從福建移民來香港。和現在的新移民一樣，他當時英文幾乎完全跟不上，最初要在福建小學讀低兩班。後來中學派了入屬名校的聖保羅男校。「六班會考班，四班理科、一班文科、一班文科與商科混合，文科明顯是低一等的，我正是被編了入文科，所以有搞學生活動，總想為弱勢的文科生做點事。」雖說自己是低一等，但Alan在中學是總領袖生，會考也有4科A。「這其實是比較差的成績，英文和宗教考得最差」。
Alan說他在中小學時很安守本分，平日在公共圖書館消磨時間，看金庸、古龍、溫瑞安、梁羽生、亦舒等小說，到了高中開始涉獵哲學書。高中時有兩大興趣，一個是打橋牌，和同學組隊參加比賽；另一個就是與志同道合的同學聚在哲學學會，討論人生問題。「我們討論何謂真理、人生的意義，讀了康德的書又問時間有沒有盡頭，邀請過李天命來一起討論」。Alan指著照片﹕「這班朋友都很有趣，例如這個麥華嵩，當年他會考和A-level都是全A狀元，後來去了劍橋讀物理，後來轉了做傳媒，然後又做了文化人，寫樂評和寫小說。不過他當時和我們辯論總是敗陣，會老羞成怒。另外還有個叫威威，去了牛津讀哲學博士，現在在挪威研究語言哲學，真的做了哲學家。」Alan覺得中學時學習哲學的思辯過程，對他後來的人生很有用。何榮宗插口說﹕「Alan總能夠客觀分析問題，不帶情感的實事求是。」
六四談感想 腦空白一片
我們一邊談一邊挑選Alan帶來的照片，攝影師大哥被一張Alan拿著咪站台的吸引著，問是不是在唱歌。Alan說這張相時中四時拍的，當時剛剛發生了六四事件，學校有聚會討論。Alan說﹕「看起來我是在演說，這是我第一次對著群眾說話，其實當時我是一句話都沒說就返回座位。」我們問是真是假，「的確是這樣，司儀說同學有感想的話可以出來發言，我就舉手，站了出來腦卻突然一片空白，無話可說」。不說話其實也可以是有意思的，當年的左派報紙，社論也是開天窗的。
中學畢業，Alan進了港大經濟系，當年還是張五常教大一基礎經濟學。我知道Alan在大學是搞《學苑》的，何榮宗補充說﹕「Alan當過總編輯，是《學苑》最後的光榮歲月。」Alan說他其實讀中學時常常會上港大的太古堂讀書，見過這份刊物，覺得『有尐野』，到入了大學就去敲他們的門。
據他解說，《學苑》是學生會旗下的免費學生刊物，因為曾經成為過不同意識形態和思潮派系爭奪的工具，結果變成了學生會出資而卻又不受學生會干預的獨立刊物，總編輯要經全民投票選出。「我第一次走進去，《學苑》的房間埋滿報紙雜誌，像個亂葬崗。」Alan說很多搞過《學苑》的人，後來都從事了傳媒工作。「反正會在《學苑》的人都是非主流、不正常。我自己其實不太喜歡寫作，但當時卻總覺得文字是有影響力的。」提著筆書寫著的我，和看著我書寫著的何榮宗，忽然間不受控的狂笑了好一陣子，打斷了Alan的話。
Alan可能中四時談到六四時突然語塞，自從92年加入了《學苑》，及後近十年，這個出版組織每年都會出版一份紀念特刊，在六四時派發。
大學搞《學苑》 埋扶貧種子
93年華東水災，Alan卻得了肝病，吐血入醫院住了半年，朋友都以為他活不了。他的同學去了大陸考察災情，接觸到內地的民生和體制，回來香港便由Alan牽頭，在大學組織起「中國教育小組」，搞內地教育制度的研究。Alan說在大學有支援，「中國教育小組」搞慈善活動很容易籌到錢，他們在大陸興建過學校。
大學畢業後，Alan一方面要工作，一方面要養病，直至97年回港大讀研究生，又再以學生身分，參加「中國教育小組」在湖南的扶貧工作。「最初搞助學，籌到錢送上去內地的單位，後來發覺通過官方渠道，錢不知出了哪裏。初時扶貧也很單純的想著要幫小朋友，後來深入了解就發現教師的好壞很影響教育的質素。我們資源有限，付擔不起資助學生的經費，就改用有限的資源，培訓和獎勵老師，拍攝紀錄片來讓更多人了解農村教師的困境。」完成碩士後，Alan依然有跟湖南的合作單位保持著聯繫，就和包括何榮宗的幾個朋友在當地繼續做扶貧工作，而我應該就是在當時開始，不時收到何榮宗的電話，說他們在計劃某些項目，需要贊助資金。
那段時間他們沒有了港大學生會中國教育小組的牌頭，在內地就叫自稱是「中國教育之友」。何榮宗說現在回想，他們總是只在想可以為農民做些什麼，哪些東西才是他們的需要，是有種做研究的心態多於做慈善事業，所以他們總是沒有去細想如何籌款完成想做的工作，而是盡量想辦法用有限的資源，做到最大的效果。
Alan他們連苗族話都不懂，要幫助農民一定要靠當地人幫助。「我們很幸運，在當地找到個出名剛直不阿的下崗幹部來當我們的項目主任。」Alan說這位主任本來是一家國企的廠長，這類下崗幹部一般都能中飽私囊留好後路，但他卻是個真正的無產階級，一心一意為扶貧的工作奔走。Alan認為他們找到了可以信賴的好人。「我覺得一個人的好壞與他背後的國家機器不一定有關，最終還是看每個人本身。」直至到03年，當時Alan已在理工落了腳，有比較安定的教職和收入，就正式成立香港沃土發展社，註冊為政府認可的慈善團體。
要關懷農村 不可看表象Alan說，到農村扶貧，不可以看表象。有些人覺得山區的小孩很可愛，就會帶著相機到來，擁著一大堆好奇的小孩拍照，這類照片Alan當然也有拍過一些。但和小孩遊戲過後，深入去看就會看到種種問題，明明得到了資助的學生上學始終缺席沒有上學，原來當中有些是不夠可愛的，他們可能有殘疾、智障；有些原來家中有人患病，要照顧家人就不能上課。然後甚至發現當中有些頭髮是金黃色的，查問下去才知道是營養不良。
「有些問題要長時間探究才要發現。例如大陸政府幾年前推出『兩免一補』，原則上所有貧困的中三或以上的學生，都可免費提供教科書、免除雜費，另加生活補貼，所以很多助學團體如苗圃、五餅二魚，因此就講明不會再資助初中學生，但實際運作時卻又多了『集中辦學』和『統一膳食』這些政策，學生要離村住宿、膳食，還有一大堆巧立名目的補課費、風扇錢。結果是問題沒有解決，而且衍生了另外一些新的問題。」Alan說這些都是問題的冰山一角。
Alan近年在大學的研究與中國醫療體制相關，其實亦和在沃土的工作相互配合。他說中國農村基本上沒有任何醫療保障，農民一家當中若有成員生病，整家人的生計都會被拖垮。因為沃土深入農村，所以微笑快車有醫兔唇的服務，他們就做接待聯絡，帶山區的學生出城看醫生。「這些大的組織多在較大的城市活動，沒有我們的網絡。我們現在就開始以學校做基礎，在農村搞衛生教育。06年中央政府推出了『新型合作醫療』，原意是中央加上地方各級省市政府出大部分資金，農民只要出十分一的錢就可以得到一個醫療保險。結果是醫院多了很多錢，花了在薪金和設備的開支大增，醫療收費大幅加價，結果農民的醫療負擔並無減少。」
問Alan有什麼對策，他說他們一方面教導農民疾病預防，希望他們能減少患病，另一方面則是自己搞農村診所和醫療隊。
Alan認為能幫助人，自己也會活得快樂一點。被人家幫助過的人，也會覺得世界是美好的，人會變得善良。其他人亦會因為他們的工作，多思考農村問題。他覺得沃土的力量雖然很有限，但到底都是一件值得做的事。
何榮宗要我寫這篇訪問令沃土能得到多一點的支持，不過我還是很懷疑我的文字有多大的影響力。但無論他們有多少資助，我覺得Alan還是會自得其樂，繼續幹下去。他當上《學苑》總編輯，卻說不喜歡書寫，他是把當年在中學的思辯，用更具體更科學的方法應用出來。我以往常常取笑理大那個「應用社會科學系」的名稱，難道有些社會科學是不能應用的嗎？聽施育曉說故事，我見到流於空談的社會科學得到落實應用。
什麼人問？何榮宗、公園仔
何榮宗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畢業，研究人類學，教書為生。
公園仔
別人稱他人為博客，他自稱是兩貓女的爸。
什麼人答？施育曉
施育曉
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94年在香港大學牽頭，創立「中國教育小組」，03年創立「香港沃土發展社」，扶助湖南湘西自冶州的貧困農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