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青補充集各家大成之發言出處：https://www.facebook.com/ecowitch/posts/10201095821316093
減廢，也是公民抗命 13/7/2014
文／陳嘉文 圖／胡景禧、受訪者提供
【明報】七月一日，日曬雨淋，堅持行足幾個小時到遮打道的人很多。
雖然人數聽說與Ｏ三年相若，但比起當年攙雜了SARS和經濟低迷的情緒，有人說今年香港人其實多了公民覺醒，目標更清晰，挺身而出，就是爭取一個更好的香港。
日青對此是認同的，不過她覺得，遊行的人還是未夠清醒，隨手拿宣傳單張、膠樽只一味扔進街頭的垃圾桶－－美好香港的願景裏，怎可以只記得民主，而忽略了環境？
於是，她和拍檔當日找來一百個義工，把灣仔一帶的垃圾桶封起，旁邊另置三個回收袋，視為公民抗命的一種，提醒遊行的人要廢物回收。
回收達人日青（胡景禧攝）
她是環保圈子裏的行動派，方法有點激進，執了一整天膠樽，夜半又來到遮打道留守，最後成了被捕者的511分之一。
凌晨四時，有個警察與她聊起來，問她是否由下午三時開始就一直做這些事？
日青一時間不知道怎樣回答，心裏想：公民抗命這回事，要說的話，就得從兩年前說起。
公民抗命 綠色抗爭
天時暑熱，日青本來約我在體育館見面，「有冷氣，又免費」。不過我餓著肚子來見她，她於是帶我到體育館的小食肆，「我支持小店！」她把單車擱在店外，陪我吃了個雞扒飯，一飯不剩。
七一前夕，日青有份參與的網上群組「結束一桶專棄」其實已經開始行動。他們留意到，學民思潮打算用綠色熒光棒砌成「公民抗命」的大字，作為示威道具之一，寓 意公民提名開綠燈。熒光棒，是公認不環保的照明工具，厚厚的塑膠外層，包裹著一支玻璃管，管內外有兩種化學液體，用時把棒屈曲至玻璃管爆裂，兩液體混合就能發光。「這在軍隊內或民間應急時，如地震， 或儲在車尾箱以防不時之需，很正常。」但在不必要時使用，然後即棄到堆填區，會嚴重破壞環境，「在堆填區裏，不斷被擠壓會裂開漏出化學液體」。這次學民思 潮，一用就用上二千支，雖說現在看演唱會的人也少用了熒光棒，但中秋仍有很多。「我們不是有意狙擊學民思潮，但他們聲稱自己是對未來很有期望的一群。」她覺得，將來真有一天爭取到民主，也總不能讓香港遍地垃圾吧？於是，群組發了一封公開信給學民，學民後來亦承諾往後會注意示威工具的材料。
這封公開信，最後一句是「支持公民抗命」。這當然包括學生們發起的預演佔中，日青後來在遮打道坐進人群中，就是證明。不過，她所說的公民抗命，並不狹義地只指涉黃之鋒或戴耀廷的佔中，還有她兩年前開始的綠色抗爭。
抗爭之端 oh yes IT's FREE
二Ｏ一二年，她成立了「oh yes IT's FREE」網上平台，讓網友在群組裏免費交換家中無用之物，一時間，人人翻箱倒櫃，把一直不捨得丟掉卻又無用武之地的東西拍照放上網，只要有人回應想要就 可以送出去，舊筆盒、鍵盤、甩頭玩具，甚至是房門，以為沒有人會有覺得合用的東西，都居然重新找到了真正有需要主人。oh yes IT's FREE算是很成功，會員達二萬人，而且帶起了交換二手物品的潮流，「開始能夠輕易把東西送給人」。以前沒這麼輕易，日青認為是人們無法放下對物件價值的執著。「每樣野都有個價，二手梳化，二百蚊，就連二手水杯都有兩蚊，為什麼我要益阿婆拿去變賣，倒不如自己拿去賣？」可是現實是，一旦執著，非要收到那二 百蚊不可，那最後的結果，通常是賣不去，壓在倉。「無用的東西，為什麼不可以送人，卻寧願扔在堆填區？究竟是你擁有這物件，抑或是誰擁有？其實沒有人擁 有。錢是你的，資源是大家的。」日青不是包拗頸，也不是為了顛覆人們對擁有權的看法，只是看到堆填區滿瀉，想出一分力，「反對擴建堆填區，反對興建焚化爐，不能只喊口號，要付諸行動。你是否願意減廢？」日青建立oh yes IT's FREE，只為在垃圾被送到堆填區前，設一道關卡，重新審視裏頭是否有些東西仍被需要，再轉送到正確的人處理。一個舊鍵盤，可能被壞了電腦的男孩需要；一 個即棄膠樽，也會有塑膠回收商想要，「如果把可以回收的東西都有效地回收，香港的垃圾量，會是現在的一成，肯定。」
減廢 靠每個人自覺
oh yes IT's FREE只是個群組，提供平台，所有交易都沒有插手，因此她其實並沒有收入，用來暫存物件的貨倉租金也是由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負擔。為什麼不登記為非牟利 組織呢？「我不想把它變成一個團體，想告訴人們，你不要依賴我，我做的事，你也做得到，只要你有心、有時間。這其實也是一種公民抗命。」就好像現在流行的 收集剩食團體，一旦成立了，人們往後辦婚宴即使有心減廢，都只懂得找這些團體來回收，「除了倚賴代理人，你仲有冇方法？有，你可以打包。一向都有打包這回 事，只是你怕人笑你寒酸、似師奶。」她說，宴會剩下的，不一定要拿去給露宿者，拿去給觀塘的藝術家分去吃也可以，拿回公司給同事也可以，放在雪櫃自己慢慢消耗也可以。「那些團體，少了這種彈性，回收自用，無法向外交代。但回收剩食不是用來交代的，食物是用來吃的呀！」有時候，連組織本身也是對自己的初衷不 清醒，日青說見過有人回收到大堆有機菜，把震撼的照片上載，說很高興，覺得這是一種榮耀。它們不是千方百計想減少剩食嗎？
七一六四年宵 出動回收
oh yes IT's FREE已運作兩年，日青看到的是，既沒忘初衷，又願意付出去行動的人，為數不多，這情實則是現實社會的縮影。這年七一出動回收，其實已不是第一次，前科是去年六四和七一，還有農曆新年的年宵，都是與二萬成員當中核心積極的二三十人搞回收。去年七一，「不只紙膠金（廢紙、塑膠、金屬），我們慣了在垃圾堆 中找有用的東西，自然就在遊行當天撿到很多東西，例如膠凳，例如遮。然後的農曆新年年宵，他們的原意是在最後一天清晨收檔時去剪年桔，「年花我們沒打主意，一直以來也有公公婆婆會撿回家過年」。可是，一抵，她就知道形勢不妙，「最後又是來搬桌，八張長的活動摺桌、好多大帆布、竹梯要幾多有幾多。我們即 時set了個counter，叫人埋黎睇埋黎，即時送出去，因為這樣對我們來說成本最低。最後撿回來的，送剩三分之一，也用了一架5.5噸貨車載回 倉」。貨車運費八百元，也是他們自掏腰包，她說，就當是唱K吧，但唱 K後社會不會有任何改變，現在至少少了一堆有用的東西白白送進堆填區。
遊行重災 廢紙
今年七一的行動，是歷來最盛大，他們招募了一百個義工，把灣仔由天樂里至衛蘭軒沿路的二十個垃圾桶「封掉」，或用「盡公民責任，請回收」標語貼在垃圾桶口， 或索性用三個回收大膠袋蓋著，只留一條隙縫讓真正的垃圾放進去。香港人，其實不是不知道膠樽可以回收，但有時就是貪方便，懶走多一步，「不是沒有賣廣告， 但大家有沒有做？」日青覺得，政府的方法不夠到位，不如她也來幫一把，「我要在他把膠樽扔進垃圾桶前一刻給他這個教育：這東西不應去堆填區，這東西應該去回收商；你是濫用堆填區，你是濫用這個垃圾桶！」
遊行另一個重災，是廢紙－－由維園至遮打道，沿途街站數之不盡，每個團體都準備大量宣傳單張、即棄紙扇或膠扇、貼紙，還有林林總總的紀念品。宣傳單張，上面載有豐富資訊，日青覺得這也是有需要印製的，但當天她站在反國教街站旁，所遇到的讓她 匪夷所思。有個女孩，在反國教拿了單張，走兩步過來問日青哪處是回收廢紙，日青問她，「這張紙是屬於隔離街站喎，你不看，不如還給他們？」她搖頭不願意， 日青再問，「那麼我替你還給他？」她不悅，堅持要放進廢紙回收處，埋怨說：「我已收了很多！」日青很疑惑，為什麼都忘了出來遊行的原因？遊行這回事，人數 是關鍵，走出來參與已是達到目標；不明白團體的理念，可以拿單張去看，再不然，可以站在團體街站前，聽聽負責人站台所說的，這才是出來行七一的目的，而不 是來投訴單張很多卻又不停接收，然後替人拿去回收。「若真要回收，也該由印單張的人拿去」，一來讓他們翌年把印量減 少，二來這樣乾淨整齊的紙張，回收更易。日青愈說愈勞氣，「大家清醒一點好嗎？」有些人拿單張，覺得是一種對該團體的支持，但這在日青看來，都是用錯方法達到目的的表現。
遊行尾聲，他們收到一噸廢紙、差不多半噸膠，還有四百個鋁罐。晚上九時多，他們把回收物搬到一旁分類，圍觀的人很多，日 青看到拿著手機拍照的人，會邀請他們幫手，大多卻只會一笑置之，覺得自己沒有這種責任；也有人想幫忙，但卻令日青啼笑皆非，「他問在哪兒報名，我說直接來 幫忙就行，他卻推說：唔好喇，我都係報左名先。」日青說，很多人不明白，要盡公民責任，隨時隨地也可以，「為什麼要倚賴機構組織呢？」
環保意識 從身邊事植根
日青三十出頭，環保意識根深柢固，她說，她在身邊的確看到很多讓她啟發的事，才對這些想法如此堅定。有一年，在沙田第一城的街上，看到一個伯伯一手拿著環保 袋，一手用長箝撿地上的紙，袋裏收穫不少，「原來一個箝就可以做回收」。不過，廢物自有價值，這個她很小時已經知道。「我們家裏有個位置，舊報紙、舊書、 摺紙，全放進去，盛好幾個袋，我們三姊弟會拿到樓下斷斤秤，換了錢就儲起，可以夾份買玩具。」報章上有時寫小朋友賣紙皮，寫得他們很慘，日青覺得這是醜化 了回收，「我們都是自己拿紙去賣，有什麼慘？那 些小孩，背後可能有些方面是慘的，但賣紙皮這件事本身並不慘。我媽讓我們知道的是，賣了紙，錢是我們的，而勞動力都要自己付出，很公平。」日青媽媽不止教 曉女兒回收的事，還很早就灌輸關於環境知識，「小二時，媽看《年青人周報》，會把周兆祥譯了的環境文章讀給我聽」。日青記得，曾在學校告訴同學膠袋會釋放 毒氣，不要多用，「他們卻說：癡線，如果有毒，我地用咁多，一早死晒啦！」她當時「好鬼嬲」，「對呀，真的有很多人因為空氣污染，死於癌症」。
走入體制 見識絕望真相
種花得花，現在的日青，除了是民間環保運動的推動者，剛也加入了政府的環境運動委員會。雖然她早知道沒什麼作為，但覺得至少可以知道政府如何運作。只是，日 青不過開了兩次會，已領略到裏頭的絕望真相， 「政府撥款給民政處推動綠色政策，我們委員都覺得，應該減少印刷宣傳品，太不環保，於是提出設印刷費上限，卻在未了解巿價之前，馬虎地決定了上限定在五萬 元」。日青回家後，計一計，「五萬，足夠印一噸紙！」她說，雖然會議上人人都有意識想環保，可是會議就像吳亮星主持的那樣，「無時間了、無時間了」。她 說，這不是主席的問題，而是可能整個制度本身出了問題，「一年開會四次，每次開會兩小時，只夠時間agree，很難against。Against要做很 多工夫，agree卻很容易」。兩年任期，還剩六次會議，但可以預見，除了agree，不知道還有什麼可以做。這，或讓她更對自己的路向更堅定，「民間的 推動力，肯定大好多」。
後記 很多人開始自發做點事
從一個不需要什麼成本的網上群組開始，吸引了二萬多個二手用家在平台上交換物件，是一種成就吧？日青說，這兩年，其實還多了很多人自發做點事，所做的，或許就由她的oh yes IT's FREE衍生出來。「有一班人，晚上有空就駕車在元朗四處兜，看垃圾站附近有沒有什麼可以撿回去。」好人好姐，怎會去逛垃圾站？她說，元朗是非法棄置的重災區，不時會突然在路邊出現三千隻毛公仔，報章也有報道過。「逛到有發現，就像螞蟻搬家，逐一搬走這些有用的東西，幫忙運給有需要的人。這班人，就好像飯後散步，我們稱之為『shopping』，哈哈。」兩年來的成果，她笑說，「滿足架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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