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心：我已經敏感到這種地步了 18/7/2009
明報周刊2123 文：三三 圖：謝浩然
坐
在咖啡館裡的朱天心，就像任何一個客人一樣平常，沒有服務生對她另眼相看，雖然他們都知道，她和丈夫唐諾每天都會在台北這間位於永康街上的二樓咖啡店開始
一天的寫作，而三年來差不多每天如是。在台北，這樣的咖啡館多的是，而比它裝潢得更有特色、咖啡味道也更好的選擇多的是，但朱天心和唐諾卻選了這裡，只因
為它沒有「甚麼」，平凡得讓他們可以跟一切都保持距離。
我想起了她的作品《古都》的首篇＜威尼斯之死＞。朱天心本人，不就像那個
不斷在尋找適合的咖啡館以進行寫作的主人公嗎？咖啡館的氛圍及其間遇上的人和事，又會否影響著她筆下的創作呢？看來不然。「我出來就是需要一種很放鬆的疏
離狀態，所以跟店員都是互相不認得的。我非常害怕那種會問你『今天還是點拿鐵嗎？』的店員，那就是我要離開這家咖啡館的時刻了，我已經敏感到這種地步
了。」
離家寫作，按朱天心的形容，就是刻意離開生活的平常軌跡。她甚至沒有自己的書房和書桌，因為家裡的空間和時間早已退讓給同
居的十七隻貓兒。「我高中開始寫作，已經很習慣噪音了──包括老師的噪音，要逃避不喜歡的課，我就寫東西。很多人以為到咖啡館去是想看看不同的人，或聽聽
人家說甚麼，對這種說法我很奇怪，咖啡館只是一個辦公室而已。你要觀察人生，應該在寫作之前，而且平常每一刻都會在做，怎麼會在進了辦公室以後才開始？」
如沐春風和倒抽一口涼氣
在
小說家的世界裡，現實跟想像其實可以是如此割裂。當我們坐在這家毫不起眼的咖啡館裡，看著窗外同樣不起眼的城市風景，再聯想起她的筆下那被王德威形容為
「從最繁華的所在挖掘最寒涼的廢墟，在有限的都會空間內，她幽靈般穿刺於斷層之間，看出罅隙裂縫，看出斷井頹垣」的小說世界，繼而將眼前說起話來溫煦如沐
春風的朱天心本人，跟她筆下那教人要倒抽一口涼氣的機鋒一一對照，便會明白所謂「魔幻寫實」的含義。19歲時（1977年），朱天心寫下《擊壤歌──北一
女三年記》一鳴驚人，歌讚青春，不啻是鹿橋《未央歌》的延續。可是後來的朱天心卻有意識地與過往的風格割斷，回溯那些逐漸被人遺忘的歷史，尋找寫作和感情
的依歸。
「我年輕時就開始寫，很少會意識到讀者或市場，甚至出版商，哪怕是朋友或商人，都可以不回應，半點都不會受干擾。寫作的
最大壓力還是自己──追求知識或者寫作，都因為要讓自己跟大多數人有所不同。若跟大多數人沒有差別，那就放心地過好日子就好。要去寫，就是因為覺得『對你
們來說現實是這樣子，對我來說卻不是；你說人生要追求甚麼，但我覺得不止這些；你覺得一些人對，我覺得不是。』──你與時人的差距愈大，寫作的動力便來
了。但後來我發現，要保持與時人的不同，很難啊！已不再有田園牧歌的時代，讓我可以不讀不看不聽，完全不讀不看不聽，完全不受影響。」
吶喊與游泳
離
開了《方舟上的日子》及《擊壤歌》年代的浪漫率性，由天真一頭栽進世故，主因並非是朱天心由國中女生變成唐諾的妻及，或是女兒謝海盟的媽媽，這些社會性的
角色雖然令她有了不同的經歷，卻從未對她的人生發生過決定性的影響，或者主宰過她的作家路線，反而與台灣近三十年來的社會發展有著唇齒相依的關係。
「台
灣三十年來的變化，我身在其中，有很多感受。二十年前我三十歲的時候，台灣還在戒嚴，但所有社會運動都出來了，包括本土化。我在這裡出生，成長，還是會理
所當然地被人問到『你屬不屬於這裡？』這樣的問題，我不得不去思考和回應，這些對我的影響很大。年輕時我看到世界不應是這樣子的，我只需喊出來就可以，就
像魯迅說的吶喊，不顧後果，因為我看見了大家都沒有察覺到的不同。到了四十多歲，我不只要喊出來，還要說服他人。年紀再大一點，我就不止要發出像警報般難
聽的聲音來引起你的注意，還要讓人覺得你有道理，接下來還要被欣賞，真的很難。這或者不可能完全在一個人身上或一代人之間發生，甚至可能是超越一代人的
事，倒不必要成功在我。」
這樣的寫作過程，不諳水性的朱天心卻偏要「用游泳這件很可怕的事去形容」：「創作對我來說，就像要憋一
口氣，潛入水中，游到河的對岸。雖然並不知道對岸的風景，但我定要游過去看看。有時候，一個所謂靈感或想法，或者是一種說法，一個句子，都很像這些河流中
的小島，你可以借它的力往前游。我跟張大春完全不同，他緊密控制著筆下的人物；但對我來說，寫作最大的吸引，卻是那個風景是我所不知道的。在寫的時候，那
個人最後究竟會怎樣選擇，是很快樂地得到解放，還是很悲傷地孤獨一人，我都不知道呀！常常會有一種『原來是這樣子』的感覺，好像自己也跟著筆下人一樣去發
現新天地。每次寫完之後都感覺很輕鬆，因為不用再憋住氣游到對岸了。所以我不可能寫長篇，因為游過一個海洋，對我來說根本不可能。」
文學作為生活的窗口
在
解嚴前的台灣，報禁未開，文學曾經是不少人生活裡最大的慰藉，姐姐朱天文便曾在某一次訪談中提到，妹妹朱天心在八十年代曾經是「偶像作家」，作品很風行
的。朱氏姐妹尊胡蘭成為老師，亦從不諱言自己是張迷張腔，既有古典文學的深厚根基，同時也一步步發展出自己的現代性文學語言，為兩岸三地的文字風格增添了
與別不同的一筆。在文學視野上，朱天心也自覺台灣文學所扮演的窗口角色。
「台灣文學對於大陸來說，有著補上一些失落環節的作用，
中間包括了一些古典傳統的部分。另外也因為台灣在面對現代化的過程中──一方面是資本主義的市場化，另一方面則是民族主義──雖然是跌跌撞撞，但總算是走
過了，而大陸在某些部分還正在面對，某些部分則還未起步。天文去年去南京時，便發現不少學院裡的學生都在熱烈地讀我們的作品，感覺很驚訝。他們的描述是，
他們在尋找一些本來應該有但又沒有的東西。在大陸有很多作家都很好，可是他們寫的世界──例如莫言寫他的高密，王安憶寫她的舊上海──每個人都在寫自己的
地方。我從來不覺得作家該寫甚麼不該寫甚麼，但對於要面對現代化的讀者來說，他們可能覺得世界應該不止是這樣子就夠。台灣社會在面對資本主義及民族主義的
經驗，好像可以填補他們的空隙。」
「大約在兩三年前吧，我寫了一本我在台北怎樣照顧流浪貓狗的書《獵人們》，一個天津大學的學生
輾轉寫了一封信給我，信中提到，『台灣這些年的民族化運動不值得我們羨慕，台灣的富也不值得我們羨慕，但有人這樣子去對待流浪貓狗，卻讓我很憧憬。你們既
然會這樣寬容對待貓狗，也會這樣去對待其他人。』對他來說，台灣甚麼都不值得羨慕，可是這種多元的價值觀卻感動到他。大陸富的時間太短，還處於很單一的狀
態，只是消費主義，這種殘忍的情況在每一個國家都有過。對大陸的年輕一代來說，看到其他地方的文明和教養，也許他們會思考，若富起來還是那麼殘忍，單一而
粗暴，究竟為的是甚麼呢？也許他們在台灣文學裡會看到很小資的地方，但也看到了很多人追求幸福的不同方式，我想，台灣在這方面可以提供一些讓他們嚮往的東
西，要富便要富得有意思，要不就寧願回到從前去吧！」
為甚麼他們可以主宰我們的記憶？
從《獵人
們》裡的流浪貓狗，以至《古都》裡以論文體般的語調所描述的台北老街區和老房子被逐一清拆的段落，朱天心為活在現代化社會裡的人提供了一種反省的機會：
「我寫《古都》時，有一大段將老房子的地址都寫下來，我只能做的就是這些。一個地方你不能光記著那些光榮的記憶，不好的東西你也要留下來，好讓將來不會重
蹈覆轍。過往日本人來台灣，把清朝的東西清乾淨；國民政府來了，又將日本的東西清洗乾淨；到陳水扁政府，又將國民政府的東西清乾淨，台北就像是一個沒有歷
史沒有記憶的城市，非常可惜。一個城市並非不能改變，就視乎是一份怎樣的心情，如果只是出於政治目的而不是社會的進步，為人民的生活更好，就不值得。為甚
麼他們可以主導我們的記憶呢？你的建造計劃怎麼可以改變每一個人的家族史？可以主宰你要記得甚麼，不記得甚麼？」
被丈夫視為「業餘作家」
去
年，朱天心邁過了五十歲的人生關卡，丈夫唐諾卻形容她和姐姐朱天文都是「業餘作家」：「他說『真正的運動員不管天氣好不好，都會去練習，甚至受傷也有受傷
的練習法，決不停下來。業餘的寫作可能偶然會有驚人之作，但見到天氣不好就不練習，心情不好就不練習，那都是業餘的，所以你們到了這個年紀，也該要想一想
了。』」受到如此「教訓」之後，她每天早上都跑到咖啡館裡去寫作，這種積極鍛鍊自己邁向專業的態度，跟網絡時代人人都可以率性隨意地書寫，可謂兩個極端，
畢竟文學的氛圍和語境都在改變當中。
「在台灣，很長一段時間裡，閱讀就是文史哲，到八九十年代後才有所謂商業，你要寫便自然會寫
這些，這是一個很自然的狀態。那時報禁未解，報紙只有三大張，六頁中，副刊佔去一頁，於是也變得很重要，政治社會新聞三家報紙都差不多，只有副刊有自己的
不同面貌，副刊的存在對作家也有重要影響。現在你的文章即使在副刊上出現，或者得了甚麼文學獎，人家都不一定會記得你，但以前一篇文章刊登後，會被談論一
個星期甚至更久，年終時更會總結一下今年出現了多少篇好文章。現在好像再沒有這樣的平台了。出版物和資訊這麼多──我從仔不會迴避對下一代的不滿意，我們
這一代也被上一代寫過啊！活了這些年，你一定有自己相信的價值，否則就白活了──但下一代人卻不讀，以前是一個人在寫，一百個人在看；現在卻是人人都寫，
結構很奇怪。」
下一代比這一代還要艱難
不掩飾自己對於下一代人的不滿，可朱天心也洞悉下一代人的
困境，可能比自己這一代還要艱難：「我的女兒，她二十歲。多年來她最愛看的書是《百年孤寂》。我看的時候已二十五六歲，女兒卻在小學五六年級時已讀過，如
果我在十多歲時就看這本書，可能人生會有很大的不同。那是我羨慕女兒的地方，他們的客觀配備要比我們高。但與此同時，他們的生活也變得十分扁平化。在網
上，大家都在關心陳冠希、王菲，或者誰誰被狗仔隊追，你要不想知道，除非你不加入他們的談話。這些年來我看見她從有著非常好的閱讀習慣，被迫要知道這些東
西，這讓我很失望。
「網絡將年輕人扁平化的力量非常厲害，在下一代裡要找到一個敢於堅持自己不同看法的人，難度要比我們這一代更
高，而要成為作家，也就更不容易──在從前，個人風格的養成比他們都容易，像唐諾是小時候就反覆讀《三國演義》，我是到大學才讀這本書，大家的生命形態很
不同，寫出來的東西也不同。對這一代來說，就好像有一個大指揮在指使著他們。我對此其實很同情，要保養自己的獨立性真的很難。」
看書就像是去偷法寶一樣
在
這個無可逆轉的網絡時代，朱天心還是鼓勵年輕一代要大量閱讀，「看書就像是去偷法寶一樣，人家終其一生的成果，你可能在一個下午或者一星期便讀完了。無論
是否寫作，這都是很重要的──要想跟人家不同，便要大量去閱讀人家的東西。我讀張愛玲、白先勇，不是為了要跟他們一樣，但如果不讀又怎樣知道自己的不一
樣？「兩年前我去大學做寫作比賽的評判，作品水準都很差。有學生說『我們不要讀其他東西，因為怕會被影響。』──他們以為不讀就會有突破性，其實完全相
反，你讀懂了，然後避開前人，自己的行路才會出來。說甚麼都不看是怕被他人影響的人，要是這麼無知，往往是最容易被民粹利用的一群，因為你的判斷力沒有養
成，只要對方有感染力和煽情一點，便會被利用，形同白癡化。」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