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文明內部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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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內部的衝突　7/12/2008　沈旭暉　亞洲週刊  

從南北韓到蒙古到越南，都和中國爭奪文明遺產的論述，背後是經濟利益的影子。

據 北韓考古學家在一九九八年的「發現」，已得到確切證據，證明傳說中的大韓民族始祖檀君是一個真實人物。他們更「發現」，北韓早在五千年前，就建立了「獨 立」的文明﹔巧合地，這似乎和中國傳說中的堯舜時代一樣，甚至還要早。這個文明，自然以平壤為中心，「和其他文明古國一樣」，以河流為搖籃，圍繞著今天北 韓境內的大同江發展，因此，被稱為「大同江文明」。其實在學術層面，該文明的出現，也可被歸納在宏觀理論體系內討論。這體系，我們可概稱為「內文明衝突 論」（Theory of the Clash within Civilizations）。
這理論顧名思義，源自美國學者亨廷頓廣受爭 議的文明衝突論。自從他提出這理論後，雖然在坊間廣為流傳，卻備受學術界千夫所指，主要是指他在選擇性論證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自我實踐的預言，為各民族 之間的戰爭，找到冷戰後的新藉口。他的其中一大理論漏洞，就是人類對「文明」缺乏統一認知﹔而按照他的文明定義，近世紀發生在文明內部的衝突導致的死亡人 數，似乎遠較文明之間的衝突為多。伊斯蘭文明內部衝突的兩伊戰爭，就是最好的例子。Marc Crepon的《製造敵人的文化》，對上述「亨廷頓後遺症」有開宗明義的批判﹔筆者多年前，曾參與一個魁北克學者領導的研究計劃，也見證了第三世界學者如 何對文明衝突論集體修訂。假如我們把上述立論進一步推展，檢視文明內部的衝突會否成為二十一世紀的焦點，又會如何﹖
單以亨廷頓定義的「中華 文明」(Sinic Civilization)為例，這個以中國為核心、包括兩韓和新加坡等週邊國家地區在內的文明圈，近年確實出現了某類型的內部競爭。亨廷頓在其著作的初 版，原來稱這文明為「儒家文明」，後來顧及不少這地區的人不信奉儒家思想，才改以政治正確的「中華」（或華夏）為之命名。

對儒家遺產的爭奪
有 趣的是，這些年來，東亞各地都與北京競爭這文明的道統，最明顯的是南韓自稱擁有發展儒家文明的證據，他們相信朝鮮半島的祖先是中國商末貴族箕子，而孔子是 箕子的後裔，所以儒家文明，其實是「韓國文明」。個別南韓學者甚至「考據」出蚩尤等中國古代神話人物都是韓國人，又相信韓國一度佔領中國東部建立大帝國 (只是事跡因中國戰亂而失傳)，所以不少今日中國人也是在弘揚韓國文化。這類小動作，自然令中國網民大為不滿，認為南韓有意與中國競爭儒家領袖的地位。至 於我們提及的北韓「大同江文明」，說是建構出一個獨立於中華文明之外的文明體系，其實用意也是要宣傳今天的部分中華文明源自北韓，部署和南韓大同小異。

爭奪成吉思汗遺產
此 外，中國、蒙古、哈薩克和日本，則紛紛爭奪成吉思汗遺產，希望成為中世紀蒙古大帝國的現代代理人。它們的終結目標，似乎也是得到中華文明圈（及其外圍日本 文明圈）的領導地位。例如日本至今還有人聲稱成吉思汗是日本人，其真實身世是日本傳奇武將源義經的分身，因此蒙古騎兵才會忽然間善戰云云。蘇聯解體後，蒙 古為求維繫民族主義，也在批判成吉思汗多年後，重新把他樹立為民族英雄。九十年代才立國的附近草原大國哈薩克缺乏單一民族向心力，也希望將成吉思汗演繹為 自己的祖先，觀看其紀念品商店大量製造的蒙古包，已知其用心之一二。
至於在中國南方，廣東、廣西一帶的文明意涵，一直和黃河和長江流域文明 差距甚遠。中國人一直認為文明是從廣西外延至越南、柬埔寨等史上的「化外」區域，而不是反其道而行﹔根據亨廷頓的演繹，後者也屬於獨立的東南亞文明。但近 年越南積極搞改革開放，為了吸引外資，希望區域經濟重心由廣西轉移到越南，因此，越南文明反客為主輸出中國，成了越南人希望出現的歷史事實。有趣的是，不 少南部中國人也持有類似觀點，認為以廣東為大本營的南越武王才是廣東人的祖先，文明程度和北方不遑多讓，因此根本毋須對北方來的「正統」卑躬屈膝。這也是 另一種的「內文明衝突」。
當然，這類「內文明衝突」大概不會像什葉派和遜尼派之間的兩伊戰爭那樣，以戰爭為客觀體現，卻會有合乎二十一世紀 的遊戲規則。各地爭奪同一文明圈的發言權，自然有弘揚國族民族主義的用意，但這些行為明顯更有經濟掛帥的意圖。具體目標，不外是希望樹立自己在區內的領袖 地位，為引進外資增添方便。
當各國爭相向聯合國申請差不多的專利或文化遺產，這並非純粹旅遊業的事，也是和大國爭取更有利合作條件討價還價 的手段。各國在新世紀經濟整合年代，利益都與鄰國結成整體，卻依然要維持自身競爭力，分享類似文明遺產的它們，就唯有通過「內文明衝突」來在非軍事層面 「遠交近攻」，也許這不久後將取代文明衝突，成為世界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