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 4月 10, 2011

核事故貽害切爾諾貝爾

切爾諾貝爾現場日記﹕
切記核電扭曲的時間
 10/4/2011 綠色和平項目主任古偉牧
【明報】走入Pripyat,一個因切爾諾貝爾核電站而興建、也為此被遺棄的城市。

Pripyat的規劃,有點像香港的新市鎮,更像一個大型的牛頭角下村。建築物不太高,以今日香港的標準甚至算是矮,卻有序地散落在井然的街道上。四周寂靜得幾乎聽得見草苔生長和鐵鏽飄下。過路的人都為這種寂靜而驚訝。當一個城市再沒有人,留下的只就有靜。

整個「城市」,每日只有幾個過客到訪。今日我置身空城,回想從影片看到顏色鮮艷、生氣勃勃的Pripyat,有天藍色的碎花裙、墨綠色的鴨嘴帽、紅得火燙的蘇維埃標誌,每個五彩繽紛的家庭,也有兩支紅白相間的煙囪,時間的觀念變得很弔詭。

25年過後,被丟棄的城巿顏色漸漸褪卻,只剩下藍色的天,黃色的地;地上的大廈,都是一片泥黃色的頹垣。路上如積雪般的青苔,遠看也是一片沙漠的黃,非得近看才發現四月春天應有的青綠。這裏沒有春意。盎然的,只有核輻射探測儀不斷跳動的讀數。

36歲就退休的Mykola在杳無人煙的Pripyat裏,游泳池殘留著,大鐘在牆上永久停頓。在禁區外圍,有一個清理者的生活中轉小鎮,在2011年的今天仍找到七十年代的黑白電視、膠地磚,以及一個湖水綠的塑膠轉盤電話。

切爾諾貝爾目前仍有3000名Liquidator(清理者)在禁區內與時間競賽,負責整理切爾諾貝爾的後遺和協助興建新石棺。Mykola現年僅 56歲,1986年4月26日就開始在切爾諾貝爾工作擔任清理者的工作,在1991年因健康問題被迫退役。換言之,他36歲正當盛年的時候,生命的一章就 被切爾諾貝爾畫上了休止符。

Mykola從前居住在Pripyat,在切爾諾貝爾工作。在核災難發生後,家人在15小時內離開了自己的家,Mykola卻主動加入清理者的行列。不但因為薪金高,也因為Mykola一份責任感﹕他本來就是核電廠的員工。

他失去了Pripyat的家,再也沒有什麼可計較。從清理反應堆現場,到籌建石棺,他都參與其中。當他訴說86年他在災場睡過的尼龍床,最後成為了 核廢料時,語氣只有無奈。僅僅工作了五年,Mykola估計已累積接受了11.9希的輻射劑量,得到一頁病歷紙,然後無奈地退休。Mykola的奉獻為他 換來了胸前兩枚勳章、免費的醫藥,和生命的改變。工作變成了他人生的一小個階段,病患卻成為了人生的主調。

他跟我分享手中代表了他的青春的黑白照,影像濃縮了切爾諾貝爾和Pripyat的時空。他在一幀黑白照裏驕傲地站在石棺前「慶祝」完工;另一張添上 色彩的照片,已是他站在政府內,拉起橫額抗議政府未有妥善照顧退役的清理者。故事仍未完結,接下來還需要更多的清理者,因為新一代石棺的壽命也大概只能支 撐50至100年。所以100年後,一切又要重新上演。前仆後繼,實在是用來形容切爾諾貝爾的最貼切描述。可以預見下幾代人,仍要為切爾諾貝爾煩惱。

見證時間的扭曲從來我們都以時間來了解世界。一秒,一分鐘,一小時。對於善忘的人,一日就是一個新的開始;對於失戀的人,一個月就是一個新開始。但對於核電,非得一、兩代人,也沒有機會推倒重來。

切爾諾貝爾核災難透過25年來凝聚時間。25年可以讓一個嬰兒長成翩翩少年;但25年對輻射來說仍然算短。銫-137的第一個半衰期還未渡過,輻射量仍未降低一半。我拿著輻射探測儀,結果指輻射水平高出自然水平標準;當我蹲下來貼近地面時,讀數再上升兩至三倍。
而為了減低核電廠泄漏,當年一代人無私犧牲,興建了第一代的石棺,試圖覆蓋並減少輻射泄漏。但時至今日,我身處石棺外100米,接收的輻射至少仍達 每小時9.99微希,也許更高,因為9.99微希已經是手上2009年款的個人輻射探測儀的上限。而在這剎那,我切身地修正了過去對時間的理解。

輻射深深的沉澱在土地裏。一場核災難改變了整個城市的時間觀,也超越了人類的理解。在Pripyat,終結的,過去了,沒有重新開始。一個摩天輪終 結了,一家小學終結了。對成長在城市飛快更替的我來說,實在震撼。專家、官員和工程師念念有詞核電「沒有即時健康影響」,但「即時」的概念,徹底改變人類 所能理解的時間概念。

我們還有紀念切爾諾貝爾的理由嗎?從來紀念的是已過去的事,但切爾諾貝爾並未過去。人民的生活仍受輻射影響,第一代用來覆蓋核電廠的石棺,壽命正慢 慢縮減,垂垂老矣;可惜內裏的輻射仍然青春,新一代的石棺正等待興建。因為從來沒有一種禍延數百年的災難,我們又再修正對災難的理解,再一次與時間競賽。

已經沒有人再當這裏是一個家了,一切都停頓了。然而,這些扭曲都不會列入發展核電的成本,更沒有一份科學報告會羅列。我們只能夠以人類的時間觀去理解核電。而為我們決定未來社會發展的官員,更可能只是以他們的任期去理解核電。
也許都應該到切爾諾貝爾走一趟,重新了解時間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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