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朔：說謊是強者的權力

說謊是強者的權力　30/1/2005　南方朔
【明報】「說謊」，已成了當代政治和非政治行為上極普遍的現象。由最近的兩起國際和國內新聞事件，就已可看出，「說謊」的本領其實是有高下之分的﹕如果本領夠大，「說謊」就可以變成不是「說謊」﹔如果「說謊」者段數太低，那就會很快地被自己所說的謊言所報復。「說謊」絕對是強者的權力，它的道理和「竊國者侯，竊鉤者誅」完全一樣。

因此，在這個「說謊」的時代，成功的條件裏，「說謊」的比重已愈來愈大，誠實是沒有用的，人們不想讓自己的子女成為失敗者行列裏的一員，最好從他們出生之後，即把「說謊」做為教育的重要一環，提升他們「說謊」的本領，俾能躍身進入那個「竊國者侯」的行列。最近美國針對高中生做民意測驗，不就有大約七成五認為說說謊，其實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嗎﹖而「說謊有理」，最近發生在美國的一則大新聞即是最好的見證。

如果人們不健忘，都當記得布殊總統上台後，在「九一一」之前就已決定入侵伊拉克。「九一一」之後，遂等於天賜良機，讓他有了「說謊」、「造假」的氣氛，於是美英情報特務機構遂炮製出伊拉克藏有核武與化武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謊言。而美國人也在連篇累牘的謊言裏，真的相信伊拉克的核子武器，真的有一天會在美國爆出蕈狀雲。儘管這種炮製假信息的謊言早已被揭穿，英國首相貝理雅並為此公開道歉，但白宮和五角大樓還是寧願把謊言死咬不放，並正式展開入侵的軍事行動。

而到了今天呢﹖美國軍人翻遍了伊拉克的每寸土地，以前說是大規模武器囤積場的地方，終被證明只不過是個養雞場。他們連一點可以拼湊出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痕迹都找不到。根據《華盛頓郵報》的報道，去年聖誕節前，美國在伊拉克搜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之事，已正式結束，於此同時，則是英國由於以前的情報造假說謊，也在一月中旬將前「軍情六處」擴編而成的「國際情報局」改組。

英國已承認情報造假謊言，美國窮盡一切力量，翻遍了伊拉克也找不到證據。那麼，布殊是否應該為造假謊言之事也向美國及世人道歉呢﹖以此為理由的入侵他國及逮捕別國元首，是否也該結束呢﹖

而布殊當然不會這麼做。說謊的邏輯是，當你說了一個謊，這個謊在被揭穿後，就會用另一個更大的謊意圖將第一個謊所造成的破洞遮蓋掉。布殊所做的，就是這樣的選擇。

他在一月十六日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訪問時說了一句非常值得玩味的話﹕「我們有過追究責任的時刻，那就是二○○四年大選，美國人民仔細聽取伊拉克情勢的不同評價，檢視兩位候選人，最後決定選我。」因此，「已無人須為戰前的情報錯誤及戰後的伊拉克亂象負責。」

布殊的談話，其實已將「謊言政治」講到了最白話的程度﹔我說謊言又怎麼樣﹖當說謊已經成功，它就已不再是說謊﹗這時候去談說謊問題就已不再有意義了，當然更不必有任何人必須為此負責﹗

因此，一月二十日乃是布殊總統第二任的就職之日，圍繞着他的連任，共和黨的另一輪宣傳戰業已展開，但《華盛頓郵報》上卻也刊出一篇由資深媒體人梅耶森（Harold Meyerson）的評論文章《總統有說謊造假的危機》（President has fabricated crises）。這篇文章指出，布殊在處理國家危機時，並非真的在處理該危機，而是藉着造假、說謊、宣傳，去利用該危機。例如，縱使到了今天，美國人仍有40％相信伊拉克藏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布殊政府那種故意誤導人民的宣傳——尤其是說謊式的宣傳本領，豈能不讓人歎為觀止嗎﹖因而梅耶森遂在文章之末如此說道﹕
——我們過去曾有過多位總統，尼克遜最為惡名昭彰，他們都嫻熟於把媒體劃分敵我而操弄之，但我從未看到任何一個，像布殊這麼深度地扭曲真假，以及對宣傳搞到如此蛀蝕民主的。單憑這點，他在未來的歷史裏就足以留名了﹗

因此，布殊的說謊造假，而且相信只要成功，說謊也就變成不是說謊，這已為近代文明史打開了不可思議的新的一頁。搞成功的說謊即不是說謊，搞成功的侵略即不是侵略，難怪二十一世紀的此刻，人類也就形同於復歸野蠻了。

與布殊的造假說謊相比，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醫院神經外科總醫師林致男，以及主治醫師劉奇樺的說謊及造假，就簡直連小兒科都談不上了。

其實，林致男和劉奇樺兩位醫師，他們並非邪惡，只是官僚。他們和墮落的台灣醫界許多人一樣，對病患缺乏熱情，能混就混，能馬虎就馬虎，因此對於邱姓女童，遂在「混」字訣下，不但沒親自看診，連電腦斷層片也懶得看。而當事情鬧了出來，他們遂慌了手腳，只好說謊及假造病歷。但他們畢竟只是小醫師，缺乏了夠大的權力把說謊與造假完全兜攏的能耐，這一切很快就穿了幫。林致男在說謊被揭穿後會嚇得暈倒﹔而且慌亂得連公開露面，去做一下道歉秀，說句「對不起，我錯了」的力氣都沒有，這真予人「不是說謊人，奈何竟做說謊事」這樣的慨歎﹗林致男和劉奇樺這兩名醫師，在大說謊家看來，真是遜斃了﹗

因此，「說謊」在目前這個時代，早已因為「權力」這個更大因素的介入，大謊已非謊﹔只有小謊才算謊。「不可說謊」這種良心的誡命，只能用在小人物身上，而對大人物，尤其是政治上愈大的人物，也就愈不適用。對於「說謊」，現在這個世界已出現了嚴重的雙重標準。尤其是在上游的政治愈來愈充斥着謊言，這時連「不可說謊」用在小人物身上時也變得愈來愈沒有說服力，一種「欺騙的常態化」也就愈來愈難阻絕。

從遠古一直到十九世紀，「不可說謊」乃是任何一種文化都視為基本價值的戒律。因為，「說謊」是把「真」說成「不真」。當「真」與「不真」相混，則人與人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即再也沒有可以做為共同基礎的「客觀性」﹔甚至連人的「客觀性」——即所謂的「善」，也將無法存續。因此，古代的人把真、善、美這三者相提並論，其實是合乎邏輯的，它也是古典倫理學的核心要素。當然，由於世界其實極為複雜，許多情境並不能用簡單的「真——假」來劃分，於是，縱使在古典時代，對於說謊也保有一些灰色的曖昧空間。因此，人們對有些小謊會加以容忍，對某些情境或場合，則會強調「善意的謊言」或「白色謊言」的特殊功效。例如尼采就曾經指出過，一個全都是真話的世界，必定是個可怕、冷酷的世界。一定程度的說謊，有時反而是種潤滑劑。但無論如何，儘管人們也知道說謊和欺騙難以避免，古代的人卻也沒什麼人敢於為說謊和欺騙來辯護，因而「不可說謊」這個良心誡命也就一直存在着，人們並以它來督促政治，使說謊欺騙只敢暗中為之，無法公然大行。

但在「說謊」這個現象的歷史裏，我們卻也無法否認，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尤其是二十世紀最後四分之一世紀起，「不可說謊」這個誡命已快速鬆動。而造成這種鬆動的，不外下列原因﹕
其一，自從達爾文提出「物競天擇」之論，並舉證說在生物世界即有「擬態」這種「假裝」的現象。這意謂着「假」（即「說謊」的另一種表現方式），乃是自然世界的一種本質。也就是說，「假」乃是更大的「真」裏的一環。這種觀點，在它的深層意涵上，等於是讓「存在即合理」取得了優位。當人們相信造假和說謊乃是世界的一種本質，「不可說謊」這個誡命的堤防就等於出現了裂縫，而無法抵擋謊言浪潮的持續衝擊。

其二，乃是近代由於競爭和變化加速，在競爭過程中的不擇手段漸盛，於是，一種新的「成王敗寇」思想遂日益增強。它使得人們對行為和過程愈來愈不重視，而把結果看成一切。意思是說，什麼都是假的，只有成功才是真的。這種以成功為標準的「結果論」，當然助長了對過程、行為、方法不加注意的「不擇手段論」。近代說謊、欺騙、造假日盛，當然和「不擇手段論」有着互為因果的關係。

其三，乃是近代無論知識理論或倫理學，由於面臨了世界變化的加速，而又提不出新的願景圖像，於是一種「相對主義」的和稀泥思潮遂告出現。它很簡單地用「多元」、「多義」、「相對」這些觀念來簡化世界和逃避自己必須做出判斷的責任，於是大家不再談「真假」，而只談「意義」。這是哲學的退位。當「真假」不再重要，只有「意義」才重要，自然也造成了說謊也有其意義的人慾橫流。這種哲學和思想在「真假」問題上的退位，其實也是當代虛無主義的源起。

其四，則是在現世的世俗面，由於變化加劇，這也等於人們的遺忘加速，這時對前與後的連續感漸趨冷漠，一個人的人格是否前後連貫，昨天的話和今天的話是否邏輯相合或自相矛盾，這些古典的標準當然變得不再重要。於是，這就等於它使得操弄、宣傳、表演、欺騙、說謊、賴皮等都有了生存的空間。近代政治的「動作」太多，即興式的表演太多，都是在替說謊做着準備。人們也漸漸地會說「某政治人物表現良好」，而不再會說「他的推理和邏輯良好」。政治上的「效果論」已成了最高準則。它和前述的「結果論」一樣，都是「成王敗寇」思想的現代版。

也正因為上述這些原因，現在這個世界的「說謊」空間已日益被拉大。我們對政客、富商、各領域的主要人物，都已不再能用「不可說謊」加以要求。他們生存在一個權力者的世界，他們靠的是「本領」——包括造假、欺騙、說謊、玩弄權謀等而發迹。我們當然還可以一本正經地要求「不可說謊」——但那只能對小學生或低下公務員說說而已。

而我們可以保證，聽從「不可說謊」的小學生，等他們念到高中，就會赫然覺悟到他們原來被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