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救港的迷思

SARS時期，消費就是同心為香港。曾志偉的菠蘿包廣告，強調消費帶來的乘數效應，人人得益。
向來不以為然，在耳朵軟受不住售貨員的硬銷時，竟以此作藉口，去一大堆無謂東西回家，等封塵。
名牌的炫目從沒有迷惑筆者，然而一些聲稱重拾自信的事物，卻沒有勇氣說「不」。

消費了？　25/11/2008　邵家臻
【都市】消費券，勸消費。你說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的非常建議，不過，這其實並不「非常」，而是「經常」–消費救港之嘛，幹嗎說得煞有介事。

在台灣政府宣布派發每人八百多元(港幣)的消費券刺激消費，挽救疲弱的經濟後，香港也有政黨及商界人士提出照辦煮碗的建議，認為特區政府可以向全港市民每人派發一千元的消費券振興消費，減輕零售業面對的壓力，從而紓緩經濟下滑的勢頭。

面對前所未有的金融海嘯，各方面包括政府、政黨、商界、學界當然應該全面考慮及研究各種不同的解救方案，而「消費救港」總是少不免被提出來。究竟，「消費（券）救港」是萬靈膏藥還是藥石亂投，坊間討論得風風火火。撇開技術性不談，「消費救港」本身真是有點像黔驢之技了。

「生產—交換—消費」本來是平常不過的人類活動，但將消費提升至解救良方，就需另作別論。在消費消費再消費的論述背後，它其實是將消費帶到另一個層次：宗教文化。商場是教堂、廣告是福音、明星是牧者、資本家是大主教、消費等同於做禮拜、sales每時每刻都努力做見證，述說着一個個通過消費救贖自己的經歷（嘩，呢D咪叫做型囉！），以及一些叫人懊悔不已的遺憾（唉！果次諗住轉頭先買，結果就買唔返，有時買野真係講緣分！）

問題是，消費已經不獨是個人的事，而是眾人的事。那種逛商場、鼓吹消費的風潮，正是我們城市文化的總和—我們太喜歡將生活填得滿滿的—新聞要填滿、政治要填滿、感情要填滿、旅行更是要填滿、把帶去的行李箱填得最滿，也把帶去的精力消耗殆盡為止。

事到如今，我們都在講如何恢復以往多消費、少休息的生活方式。

究竟，香港除了作為一個大商場之外，還可以是甚麼?難道真的只是一味的「消費社會事消費了」嗎？

以前「香港再起飛」，靠的仍然是「消費」。香港政府不惜製造新公民論述，將高消費的人說成是香港的公民。情況就如法國社會學家Baudrillard所說，在消費社會中所消費的，不是物質，而是符號，而滿足感並不是來自物質，而是關係—是人與人、人與社區、人與社會、人與政府的關係。

就是新簇簇買回來的電子新貨，不適用、不懂用、不耐用、不好用、不易用都好，它反正都在告訴人家：我已經盡力而為。

你在這邊「開倉」，我在那邊派消費券—說穿了，你我都在勸消費。除此之外，別無他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