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的第四代自問自答

本人討厭標籤別人，更討厭被人標籤。學者為了方便研究製造標籤，卻往往被人濫用。
沈旭暉喜歡叮噹，真好。

第四代自問自答　3/1/2009　沈旭暉
【明報】編輯建議，這「第四代公式」訪問系列在2010年開始應加入一篇自問自答談自己的公式，並說以前期訪問歸納的公式解釋打著八十後旗幟的高鐵 示威，會是好的回顧與前瞻。作為國際關係學者，我不能對社會學說三道四，說的只是對身旁的觀察。至於問自己的問題，都是近來被問過的，也好一併回應。

問﹕香港第四代會愈來愈激進嗎？他們和從前的激進青年有什麼不同？答﹕我不認為近年的社會運動反映第四代比舊世代激 進，反而從前世代的激進青年更有宏觀規劃，例如六、七十年代的真的想過奪取政權，八十年代的都以歷史角度切入社會、認為自己在創造歷史，他們的不可測性更 大。現在被標籤為激進的一群反而沒有那麼大的氣魄，有了更多浪漫激情，主觀目標是喚醒社會對不公義的覺醒，不是要參與覺醒後如何將之管治的後續。從我認識 的這類朋友身上，要預計他們的立場、行動，乃至能引起迴響的上下限，反而是相當可測的。從這意義上說，第四代不但不激進，反而「保守」，只是當局不懂回 應，或被其形式誤導而已。

問﹕你認為高鐵的「八十後」旗幟能否代表第四代主流？邁向2010年代，他們會否有更大影響力？
答﹕參與相關運動的 第四代多有相近背景與訴求，例如受左翼思潮影響，對商界利益和經濟發展存在先天不信任，而且有很強的無力感，相信憑傳統途徑不能影響社會，才以社運方式發 聲，但也比傳統反對派少了對中國的偏見、多了本土身分的強調。這可以說是九十年代開始香港學界思潮左傾的反映，互聯網興起後，這思潮的表述又愈發個體化起 來。2010年代延續上述趨勢，似是無可避免。但正正由於他們的行動強調非組織性、由下而上、人人平等，難以解答一般人的問題，例如下一步怎麼辦、不成功 怎麼辦、下一波運動在哪裏等，所以就是訴求得到共鳴，行事作風也不會成為主流；就是同一批人在網絡把自己說成是主流，在日常生活，他們也會把網上的自己說 成是非主流。筆者身邊不少第四代完全不理解這類行為的目的與邏輯，這些人包括了傳統精英，更包括不關心社會的絕大多數。然而，「發展不是硬道理」一類新觀 點卻逐漸主導新一代意識形態，對行動人士而言，這已是成功。

問﹕「第四代困局」是普世的還是香港獨有？
答﹕不少傳統精英認為工作不夠從前穩定、競爭比從前激烈等現象，乃全球化 時代的普世現象，香港人不應將自己視作特例無病呻吟。我剛申請一項研究經費，審批人就是這樣評價。但香港的第四代困局其實是獨特的，一來上一代人是移民 潮、回歸、中國經濟熱的直接受惠者，令原來由三、四代共同承受的際遇，變成了第四代獨自承受的雙倍痛苦；另一方面，香港第四代相對競爭力下降是客觀事實， 當港人開始接受「發展不是硬道理」，鄰近地區青年卻無所不用其極地自我增值，這又反過來加深了世代困局。

問﹕「第四代困局」是經濟主導還是文化主導？答﹕社運人經常批判世代論的經濟主導觀，認為新一代的不滿並非源自社會 流動階梯的阻隔，而是源自整個世代的文化斷層，例如上一代主導的價值觀、期望管理等。但畢竟一般第四代能察覺的世代差異還是經濟導向的，這才是最能引起共 鳴的切入點。由於兩種不滿都不能解決，這兩批第四代又分別有上一代的先天盟友（認為是文化主導的有社運盟友、認為是經濟主導的有階級盟友），容易成為政治 議題，因而又有了後天盟友。對此我從研究文化的李祖喬身上得到不少啟發。政府要是不正視，還是繼續形式主義的青年政策，世代論可能變成管治核心課題。

問﹕建制中人什麼時候才會正視這問題？答﹕以我所知，他們的思維已開始改變。上次有機會直接和曾蔭權談話時，他對世 代論的反應是真心的不理解，認為他那個年代更艱苦、機會更少，這是主流上一代的看法。但近來從他身邊的人得知，政府高層終於明白世代困局的廣泛影響，開始 想針對解決，短期內有這樣的改變，自然有八十後示威的功勞。值得注意的是，梁振英近來也不斷在媒體寫文章解釋世代困局，我曾問他為何有這樣體會，他慨嘆說 香港輿論領袖始終相信自由市場可解決世代問題，而不理會學者與社會工作者的研究，所以必須從不同方向導讀。當然，他的觀點與左翼文化人的世代論不盡相同， 但也反映世代論爭已進入建制核心的視線。

問﹕你認為第四代有沒有自己的問題？
答﹕坦白說，我認為極多。我常在不同崗位接觸第四代，傑出的自有不少，但更多的 是EQ低、自我紀律差、沒有同時處理多於一項工作的能力、沒有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整天怨婦般發牢騷，這和傳統港人賴以自豪的獅子山精神背道而馳。我相信 世代論，同時不認同第四代濫用這觀點為自己的毛病解脫。

沈旭暉自問自答續
問﹕你的「第四代公式」是什麼？答﹕我想人生必須兼顧理想、現實、名利、友誼，方法就是找到建構公式的能力。每人都應建構自 己的公式，不是一道，而是要有能力在任何崗位按實際需要建構、調整新公式。別人從成績以為我讀書很用功，其實我只是很用功地創造公式，例如當年會考，我只 是歸納了不同科目可以出的問題的變化、將之化作數字與英文符號、並記下他們可能存在的因果關係，然後把自己的公式記熟走進試場，加上基本功，就不用溫習 了。我回港後經常無中生有地建構新框架、設計其可持續發展策略，無論在公民社會、私人機構，還是在大學，system building都是我的主要工作內容，我發現這才是我的興趣，因此我很重視formula。

問﹕三十歲前有什麼人生目標？能否達到？
答﹕十年前的三十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在專業上得到認同、有拓展性的成績，因 此我盡一切力量在香港推廣國際關係，這點我自信是有貢獻的﹕凝聚這圈子的新生代，增加社會、政府、媒體給予的注視，特別當新一代友人慢慢進入社會獲得認 同，比自己獲得認同更有成就感。在個人層面，我期望達到職位、財政、專業認受三方面不能被人輕易質疑，那樣才有空間做自己喜歡做的事。當上副教授、剛買了 自己滿意的樓、學術文章能輻射國際和中國，我不能有投訴。不能達標的主要是身形，要是還不能回復當年每天跑步的腰圍標準，我會耿耿於懷。

問﹕三十歲後有什麼人生目標？是否想過退出江湖？答﹕過去一年我不斷想這問題。原來希望達到三十目標後休息一會，我 這些年來每天四小時睡眠，不能永遠如此。但想到alternative是結婚生子的平庸，然後在飯桌看《宮心計》，很怕。月前實習了這樣的生活數天，很快 發脾氣。於是，我剛訂下十年規劃，希望從制度化、國際化等方向深化目前工作吧。

問﹕新一代公共知識分子的困局是什麼？應如何看待曝光？
答﹕我們被看作公共知識分子，但能調和「公共」和「知識」的 極少。我一直嘗試建立這樣一個圈子﹕有滿足學術界規範的能力，同時有接觸公共的能力與熱情，毋須倚靠任何一方，才可成功。媒體參與是必須的，但更必須適 量、和自己研究掛鉤，否則本末倒置，也容易滋生不設實際的虛榮感。這圈子是染缸，很容易被控制、迷失自己，防止「XXX化現象」，是我們經常互相提點的。 完全不懂國際的人在媒體談北極企鵝論教人特別憤怒，因為他侮辱了國際關係的尊嚴。我的性格確是不愛曝光，但當學校也要我擔任周年晚宴司儀，我得努力做好每 份工。我參與媒體工作都基於這樣前設﹕我負責開拓，下一代守成，我淡出那崗位，再進行另一層次、更廣地域的開拓和幕後策劃，如此類推，社會才會進步。我們 不應老是重覆同樣的事，必須主動促進世代交替，才可健康「升呢」。我會維持有限幕前參與，但育成性平台應多留給下一代。連我們的歲數也努力培養新人，好些 第一二代卻在同樣位置數十年，並不健康，人得知所進退，才可位育中和。

問﹕在教育學院的新工作習慣嗎？會在那裏多久？
答﹕我從中大到教院後經常面對這問題，似乎沒有多少人認為我會長期在 那裏。其實我享受開拓性工作多於安穩工作，否則也不會走這條路，特別是這幾年有不少優厚機會在身旁。只要教院有足夠空間讓我建構新平台，我會享受這地方， 畢竟參與大學升格工程的機會不多。當然，教院有根深蒂固的官僚文化，有時讓人窒息，例如我剛入職時，他們用了三個月審查我的校外入息（我有參與顧問公司和 管理慈善基金），驚訝於他們眼中的高收入，內裏邏輯反映了視野的局限。最終這圓滿解決，校方也容許繼續統籌我創立的中大MGPE碩士課程，我對校長和院長 的視野和包容極其感激。為了宣示不會被舊文化同化，我又重新highlight了啞金色的頭髮……有時候，不同的抗爭是需要的。

問﹕你作為Roundtable理事會主席怎樣規劃這組織？
答﹕我們成立時摸著石頭過河，但很快發現能聚焦不同立 場、不同背景的青年學者的最大旗幟，就是世代論。我們做一些社會注視的東西，其實都是為了拓展空間和資源，支持做社會不注視的東西。例如陳智遠加入政府 前，我想我個人和政府建立了一些互信基礎，讓我們團隊的一些素質獲得認同；他被委任後，為了宣示在公民社會的本質，我們找社運背景的另一創會成員林輝當總 幹事。但其實他們只負責個別支部，我們會在適當時候讓其他支部負責人出台，對公式微調，以確保多元性。通過這過程，我們希望讓會員可以在沒有標籤的壓力下 做研究、寫文章、尋找各自的參與社會渠道。目前我們正策劃一個代表傳統精英和領袖培訓的新支部Roundtable Pioneers﹐也在強化研究支部的中港台網絡；林輝的Community支部剛舉辦了九龍城書節，入場觀眾的口碑比牛棚書節還好，反映社運朋友其實也 很有生產力。我的角色是宏觀調控和調節公式，日常運作有其他朋友分工。

問﹕你說無意從政，不說不會從政，那究竟是否會從政？答﹕我深信每人都必須有primary identity，我的primary identity是研究國際關係，一切和這身分可以互動的可能性都存在，沒有互動的可能性都不存在。要是有一天，我們這類學術背景的人能把國際關係、比較 政治的基本框架帶進社會和政府，那自然應正面看待，我很希望讓政府社科化。問題是按我認識的政府和社會，目前需要年輕學者的形象，多於年輕學者的實質。要 是社會對學術根本不重視，你在體制內的尊嚴依靠對方來拔高，這不是真正的旋轉門。先改變社會風氣是更重要的，對此必須低調務實工作，不能取巧。我常考察其 他地方的旋轉門，將於月內到美國智庫Brookings Institution當訪問學者，也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有客席委任工作，一直思考香港可如何效法。

問﹕你是典型第四代嗎？你的缺點是什麼？答﹕我想我比典型第四代幸運，也多一點規劃，但同時有第四代的弱點，天性可 以相當自我，愛思考無聊問題，只是以從小到大把自己嚴格控制，讓生活格式化，談不上快樂。不少朋友覺得我很harsh，過分重視死線一類「資本主義的非人 化剝削標準」，但我不會妥協。我雖然恥笑女友邁向中女還喜愛Hello Kitty，但其實我喜歡叮噹並偷偷買了很多叮噹VCD當寄託，只是扮型不想人知。我堅持凌晨四時三十分才睡，其實是害怕醒來時一片黑暗，想到死時虛無的 恐懼，而有時不慎在天亮前醒來，往往無意識的叫喊，找不到解決方法，唯有以工作痲痺自己，我知道，這是我的死穴。